毛主席认为蜀主刘备的败亡根源，在于“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

原创2020-08-03 12:12·卢志丹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之后，在如何对待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人主张从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全面反击。毛主席则借用刘备的例子，指出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我们对于那些忠心抗日的人，对于一切非投降派、非反共顽固派的人们，对于这样的国民党员，是表示好意的，是团结他们的，是尊重他们的，是愿意和他们长期合作以便把国家弄好的”，他侃侃讲述道：

“三国时期，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操’。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所以当孙权数次讨荆州时，诸葛亮总是一再推诿软磨，而不硬抗，直到最后才让出荆州的部分地方。刘备不了解这一点，派了根本不执行联吴为根本、争夺荆州要有理有节方针的关羽去驻守荆州。……孙权便攻占了荆州，孙刘联盟瓦解。刘备见关羽被杀，荆州丢失，遂起兵攻打东吴，众臣苦谏都不听，实在是因小失大。正如赵云所说：‘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诸葛亮也上表谏止说：‘臣亮等切以吴贼逞奸诡之计，致荆州有覆亡之祸。陨将星于斗牛，折天柱于楚地。此情哀痛，诚不可忘。但念迁汉鼎者，罪由曹操；移刘祚者，过非孙权。窃谓魏贼若除，则吴自宾服。愿陛下纳秦宓金石之言，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可是刘备看完后，把表掷于地上，说：‘朕意已决，无得再谏。’决意起大军东征，最终导致兵败身亡。”

吴蜀夷陵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战役。毛主席在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引用了这个战例，来说明“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战略战术。

刘备、孙权联盟抗曹，取得了赤壁之战的大胜利。但赤壁之战后，孙、刘为争夺胜利果实即展开了激烈争夺。刘备先下手为强，夺取了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地，荆州府治设在公安。孙权则占领了南郡、夷陵等地。但后来刘备又夺取了南郡。建安十九年（214），当时刘备已取得西川。由于曹操平定汉中，威胁西川，刘备被迫把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的土地归属孙权，而自己则保有南郡、零陵、武陵以西的土地。219年，年近60岁的刘备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平定了大西南，当上了汉中王。可就在这时候，他听到了其义弟关羽被东吴杀死，丢了荆州重地的消息。这一打击对刘备非同小可。刘备本应认真吸取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教训，但急于称帝的强烈欲望并没有使他的头脑冷静下来。他在221年称帝后，便迫不及待的决定大举伐吴。刘备称帝，下属升官晋爵，头脑发热的人自然很多，但也不乏保持清醒的人在，赵云和秦宓就是代表。赵云向刘备分析了魏、蜀、吴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指出：蜀汉的主要敌人是曹魏，而不是东吴的孙权，应当继续保持联吴抗曹的方针，如与吴国闹翻，后果不堪设想。刘备蛮横地拒绝了赵云的意见，并且不让赵云随他东征。秦鑫“陈天时必无其利”，劝刘备慎思，竟“坐狱幽闭”。孙权闻刘备将来伐，遣使求和，刘备亦不许。

刘备亲率蜀汉军队数万人，大举伐吴。当时，两国的国界已西移到巫山附近，长江三峡成为两国之间的主要通道。刘备派遣将军吴班、冯习、张南率领约三万人（后期有沙摩柯等五溪蛮夷加入，总兵力应达到五万）为先头部队，夺取峡口，攻入吴境，在巫地（今湖北巴东）击破吴军李异、刘阿部，占领秭归。

吴主孙权在面临蜀军战略进攻的情况下，积极应战。他任命右护军、镇西将军陆逊为大都督，统率朱然、潘璋、韩当、徐盛、孙桓等部共五万人开赴前线，抵御蜀军。同时又遣使向曹丕称臣修好，以避免两线作战。

陆逊上任后，通过对双方兵力、士气以及地形诸条件的仔细分析，指出刘备兵势强大，居高守险，锐气正盛，求胜心切，吴军应暂时避开蜀军的锋芒退却，尔后伺机破敌，因而耐心说服诸将放弃立即决战的要求。吴军一直后撤到夷道（今湖北宜都）、猇亭（今湖北宜都北古老背）一线驻扎，转入防御，遏制蜀军的继续进兵。并集中兵力，准备相机决战。这样，吴军完全退出了高山峻岭地带，把兵力难以展开的数百里长的山地留给了蜀军。

222年正月，刘备命吴班、陈式的水军进入夷陵地区，屯兵长江两岸。二月，刘备亲率主力从秭归进抵猇亭，建立了大本营。这时，蜀军已深入吴境二三百公里，由于遭到吴军的扼阻抵御，停止东进的势头。在吴军扼守要地、坚不出战的情况下，蜀军不得已乃在巫峡、建平（今四川巫山北）至夷陵一线数百里地上设立了几十个营寨。为了调动陆逊出战，刘备遣前部督张南率部分兵力围攻驻守夷道的孙桓。孙桓虽是孙权的侄儿，但为避免兵力分散，陆逊坚决拒绝了诸将分兵援助夷道的请求。

从正月到六月，两军仍然相持不决。急于求胜的刘备为了迅速同吴军进行决战，曾频繁派人到阵前辱骂和挑战，但陆逊沉着坚忍，不予理睬。陆逊坚守不战，破坏了刘备倚恃优势兵力企求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蜀军将士逐渐斗志涣散，军纪松懈。六月的江南，正值酷暑时节，暑气逼人，蜀军将士不胜其苦。刘备无可奈何，只好让水军舍舟转移到陆地上，把军营设于深山密林里，依傍溪涧，屯兵休整，准备等待到秋后再发动进攻。由于蜀军是处于吴境二三百公里的崎岖山道上，远离后方，故后勤保障多有困难，且加上刘备百里连营，兵力分散，这让谋略满腹的陆逊捕捉到了反攻之机。

陆逊看到蜀军士气沮丧，放弃了水陆并进、夹击蜀军的作战方针，当机立断，进行大规模反攻。当时江南正是炎夏季节，气候闷热，而蜀军的营寨都是由木栅所筑成，其周围又全是树林、茅草，一旦起火，就会烧成一片。决战开始后，陆逊即命令吴军士卒各持茅草一把，乘夜突袭蜀军营寨，顺风放火。顿时间火势猛烈，蜀军大乱。陆逊乘势发起反攻，迫使蜀军西退。吴将朱然率军五千首先突破蜀军前锋，猛插到蜀军的后部，与韩当所部进围蜀军于涿乡（今湖北宜昌西），切断了蜀军的退路。吴将潘璋所部猛攻蜀军冯习部，大破之。吴将诸葛瑾、骆统、周胤诸部配合陆逊的主力在猇亭向蜀军发起攻击。守御夷道的孙桓部也主动出击，投入战斗。吴军进展顺利，很快就攻破蜀军营寨四十余座，并且用水军截断了蜀军长江两岸的联系。蜀军将领张南、冯习及土著部族首领沙摩柯等阵亡，杜路、刘宁等卸甲投降。刘备见全线崩溃，逃往夷陵西北马鞍山，命蜀军环山据险自卫。陆逊集中兵力，四面围攻，又歼灭蜀军近万之众。至此，蜀军溃不成军，大部死伤和逃散，车、船和其他军用物资丧失殆尽。刘备乘夜突围逃遁，经过一番苦斗，才得以摆脱追兵，逃入永安城中（即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

刘备逃到白帝城后，吴将潘璋、徐盛等人都主张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但此时刘备收拢散兵以及赵云的后军来援，永安驻军接近两万，陆逊已失去攻克永安的最佳时机。再加上他顾忌曹魏方面乘机浑水摸鱼、袭击东吴后方，遂果断停止追击，主动撤兵。九月，曹魏果然攻吴，但因陆逊早有防备，魏军无功而返。次年四月，刘备恼羞于夷陵惨败，一病不起，崩于白帝城。

夷陵之败让新建的蜀汉政权受到沉重的打击，不仅损失大量士兵与物资，还有多名将领阵亡。而隔年蜀主刘备的崩亡更让这个建立在他个人名望之上的国家摇摇欲坠，国内叛乱四起。丞相诸葛亮花费了多年的时间才得意重建军队，弥平叛乱。

刘备一生最大的败笔是夷陵之战，被陆逊火烧连营，从此一蹶不振。毛主席认为，刘备的这一失败，是他分不清主次矛盾和好感情用事导致的。毛主席认为，只有“抓着主要矛盾，分清主次与轻重缓急，先曹后孙才是大局为重的上策”。皖南事变后，毛主席通过分析刘备兵败身亡的历史故事来启迪人们，很快便统一了中共党内对皖南事变的认识。

毛主席读《三国志集解》时对夷陵之战的批注，则是反过来从败方刘备的角度，来总结经验教训，为其设想谋划取胜之策。

近代学者卢弼在《三国志集解·陆逊传》里，引用了清代学者钱振锽的评论：“陆逊破先主，无他奇策，只令军士各持一把茅耳。意先主连营，皆伐山木为之，故易火。若土石为之，逊其如之何？”意即陆逊破刘备的办法，不过是用火攻。如果刘备不用山木扎营，以土石垒营，陆逊又有什么办法攻破蜀军呢？

毛主席对钱振锽的评语不以为然，批注曰：

“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

在军事家毛主席看来，土石垒营，虽不怕火攻，但由于粮草供应不便，也不可能保障刘备的持久进攻。他认为刘备欲胜吴军的方针，应是“打运动战”，从吴军防守较弱的夷陵南边的澧水流域进攻，使吴军分散兵力，然后各个击破。很明显，毛主席为刘备做的这一胜吴假设，同他一贯的军事战略思想是一致的，也是他从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

1949年3月24日，毛主席由西柏坡至北平，途经刘备家乡河北涿州时，对身边的警卫员们说：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就是在涿州同关羽和张飞结拜成异姓兄弟的，这里就是书中说的‘桃园三结义’的地方。刘备的野心大……但他志大才疏学识浅，好感情用事，在许多问题上用感情代替了政策。因为想报二弟关羽被东吴杀害之仇，置江山社稷于不顾，不听诸葛亮等谋臣的劝阻，贸然负气出兵，结果被东吴打得大败而归，自己无颜再回成都见诸葛亮和文武百官，死在临近湖北的四川省东部奉节县东的白帝城。”

由于刘备“志大才疏学识浅”，在关键时刻又缺乏冷静和理智，故毛主席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曾明确指出：三国时刘备不好，还是老头子挂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