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佛教谈佛经

虔诚信佛的“石三伢子”

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学习毛主席》的报告，报告中说：

毛主席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最不同意晋察冀一个课本描写他在十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说他从小就不信神。他说恰恰相反，他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

周恩来的这段话说明，毛主席在小时候是信佛的。

佛教由印度传入东土，与生于斯长于斯的儒道两家完全不同。但是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佛教传入中国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佛教思想与儒家道家等本土文化不断地撞击、融合和发展，早已成为有着重大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一。

佛家与儒家的互补、互用趋势，中国禅宗的出现就是最好的例证；而北宋“理学”的出现，则标志着儒、释、道三家融合的完成。所以，不懂佛学，就很难读懂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学史。佛学已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国学中最具独特色彩的一个门类。这也是近现代所有国学大师们所公认的。

幼年毛泽东的信佛，是由于深受虔诚信佛的母亲的熏陶感染。1936年，毛主席对美国记者斯诺说：

我父亲毛顺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

毛主席的母亲文七妹对佛教产生信仰的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1893年毛主席诞生之际。在毛主席出生前，文氏曾先后怀过两胎，但都不幸在襁褓中夭折。

毛主席诞生之后，文氏除了高兴之外，还千方百计地要使他“长命百岁”。为此，文七妹先后采取了四项措施：其一，是让毛泽东拜七舅妈为“干娘”。其二，是替儿子向南岳观音菩萨“许愿”，答应毛泽东长大成人之后去“还愿”。其三，是让毛泽东拜“石观音”为“干娘”。其四，是自己吃“观音斋”。

毛主席的七舅妈子女颇多，而且个头长得健壮结实。母亲要毛主席拜七舅妈为干娘，是希望托七舅妈的福，庇荫他健康成长。在上述四项措施中，除这一项属于民间风俗之外，其他三项都与佛教有关，而且都是与观音信仰有关。

毛主席的母亲虽然向南岳的观音菩萨“许愿”，求其保佑自己的儿子平安，可是她还是觉得南岳的观音菩萨离她太远了点。因此，她又在娘家附近找了一座“石观音”，要毛泽东拜它为“干娘”。文七妹领着年幼的毛泽东拜石观音做“干娘”时，还向石观音表示，从此这个小孩就寄名石头，因他排行第三，所以就叫他“石三”。于是“石三伢子”的乳名，就在亲友中喊开了。

毛泽东童年时从两岁至八岁主要是在外祖母家度过的。他的外祖母也虔诚信佛。每逢观音菩萨的生日、成道日和涅槃日，他都少不了由母亲或舅父、舅母领着，去向石观音礼拜。所以“石三”的乳名和石观音的形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因革命斗争环境的险恶，毛主席还曾用“石山”的化名发表文章或通信。这个“石山”显然就是从“石三”衍化而来的。例如1923年7月1日，毛主席在《前锋》杂志上发表《省宪下之湖南》一文时，署名便是“石山”。同年9月28日，毛主席在致林伯渠、彭素民信的附语中特别交待：

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交毛石山，莫写毛泽东。

1951年5月，毛主席在接见他的表兄文运昌等人时，曾谈到拜石头为干娘的事。他说：“我小时候有个乳名叫石三伢子。那时候，我母亲信迷信，请人算八字，说我八字大，不拜个干娘难保平安。母亲带我去唐家圫外婆家，发现路上有一块人形巨石，便叫我下地跪拜，拜石头为干娘。因此，母亲又给我取名‘石三伢子’。”

1959年6月，毛主席回到了他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6月26日傍晚，毛主席在韶山招待所设了几桌便宴，款待他少年时代的师长和亲友，以及当年曾和他一道出生入死的赤卫队员、老共产党员和烈士家属。

当宾主各就其位之后，工作人员轻声告诉毛主席：“主席，客人都来齐了，可以开始了。”

毛主席站了起来，举杯环视四周，微微笑道：“今天，各位父老乡亲都到齐了，就只差我干娘冒［没］来呢。”

顿了顿，他用商量的口气说：“是不是还等呢？”

乡亲们听毛主席这么一说，都感到很诧异。他们知道主席有个干娘是七舅妈赵氏，已去世30多年了，这是主席自己也知道的。怎么现在又冒出个干娘呢？

毛主席见乡亲们迷惑不解的样子，也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只是爽朗地笑道：“大家喝吧，我们不等啦。”

席间，有几个年轻人仍想打听个究竟，便指使一个小姑娘去问毛主席：“主席爷爷，您的干娘是哪一个呀？”

毛主席放下杯筷，笑容可掬地抱起小姑娘，大手向西一指说：“我是那个山圫里石头的孩子，你又是哪个的孩子呀？”

原来毛主席讲的就是“石观音”。他拜石观音为干娘，是幼年时代在外婆家生活时的事，即使是当时在座的五六十岁的韶山老人亦不知情。所以当毛主席重提此事时，大家都感到诧异。

在虔诚信佛的母亲的影响下，少年毛主席对佛教的信仰也十分真诚。他不仅和母亲一样，对父亲不信佛感到伤心，而且曾和母亲讨论，如何改变父亲不信佛的态度。1936年，毛主席向斯诺回忆说：

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在他进攻之下，我们只好退让，另想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和神佛打交道。

……后来，有一天，他出去收账，路上遇到一只老虎。老虎猝然遇见人，慌忙逃跑了。可是我父亲却感到更加吃惊，对于他这次脱险的奇迹，他后来想得很多。他开始觉得，是不是得罪了神佛。从此，他开始比较敬佛，有时也烧些香。然而……他只有处境不顺当的时候，才求神拜佛。

资料表明，1909年，即毛泽东16岁时，他曾去南岳“朝山进香”。这次“进香”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毛主席的母亲生病时许了愿，治好之后去“还愿”。1957年，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也是如此说的。但根据毛主席童年与佛教的关系，在毛主席幼年时代，文七妹曾向南岳的观音菩萨“许愿”，祈求保佑儿子健康成长等来看，这次“进香”可能有着双重任务：既替母亲“还愿”，也替自己“还愿”。

研经访僧究佛理

少年毛泽东对佛教的信仰是十分虔诚的。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增多，善于独立思考的他对佛教信仰的怀疑也随之增长了。延安时毛主席在和斯诺的谈话中说过：

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自己也越来越怀疑了。我母亲开始为我担忧，责备我不热心拜佛，可是我父亲却不置可否。……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

毛主席所说的“激进派”教师指李漱清。李漱清毕业于湘潭师范学堂和地方自治法政专门学校，曾在湘潭县西二区上七都都校和韶山李氏族校执教多年。由于受维新思想影响较早，所以他常在乡间给人们讲述各地见闻，劝人们不要求神拜佛，要破除迷信，反对封建礼教。他主张废除庙宇，用庙产兴办学堂，以提高农民子弟的文化科学知识。李漱清的这些主张被一些思想落后的人们视为激进，因此得了个“激进派”的“头衔”。

1917年8月23日，风华正茂的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认为释迦牟尼，是老百姓自己将其神化起来的。

毛泽东还从个性解放的立场出发，认为“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

此时毛主席将教会一类的宗教组织与国家之类的法定权力机构等同起来，把它们都视为束缚人的个性发展的一种组织形式。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这时对宗教，包括佛教的理论已经失去了兴趣。恰恰相反，由于毛主席从青年时代起，即养成了对哲学的浓厚兴趣，在一师读书时期，他不仅比较系统地研究过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而且对佛教哲学亦有所研究。直到1920年6月，即毛泽东的世界观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前夕，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还表示要研究佛学。他说：

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一难得书，二不得空时，懈怠因循，只好说“今日不学又有明日”罢了。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多余的印刷物，并请赐寄。收聚了书，总要划一个时间，从事于此。

在长沙读书期间，毛主席不仅研读过佛经，而且到一些寺院中去游历考察，与高僧交谈，亲身体验佛教文化。

据毛主席一师时的好友萧子升在书中回忆：

1917年暑假期间，毛泽东和萧子升从长沙出发，到好几个县的农村里“游学”。行至宁乡县沩山密印寺时，他们特意拜访了老方丈，翻阅了寺中藏的各种佛经，向方丈请教一些佛法问题。方丈定要留他们在寺里盘桓几日，并告诉他们，那些挂单和尚，云游四方，谈经论道，对弘扬佛法很有好处。

毛泽东和萧子升在这座寺庙里住了两天，由和尚引导着在各处参观，了解了寺院的组织和僧人的生活。他们还向方丈询问了全国佛教的概况，以及佛经出版的情况。还了解到上海、南京和杭州是佛教经籍出版的中心。像沩山寺这样的讲经中心，全国至少有100处，如果算上规模较小的，大约有千处左右。

告别的时候，毛泽东和萧子升表示，还想访问一些大寺院，希望方丈写几封介绍信。方丈说：那是不必的，你们不需要任何介绍信，因为无论走到哪个庙里，你们都会受到像在这里同样的欢迎。

从沩山下来，他们就向安化县走去。路上在茶馆歇脚，准备写日记时，两人又议论起佛教与人生哲学问题，以及历代帝王同宗教的关系。认为唐代最具典型：皇帝尊孔子为“王”，从此全国各州府县一律修建孔庙；皇帝姓李，又尊老子为道教始祖，开始建立道观；外来佛教也受到欢迎，于是寺院遍及全国。儒、释、道都为官方所尊，和谐共处。到印度取经的玄奘也是唐朝人。二人认为孔子、老子都是哲学家，而非教主，这还是由于中国人的现实主义性格，只希望借宗教以指引生活，而不致发展到狂热地步。

毛泽东对萧子升说：自古以来，中国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对宗教也不过于执著，不像西方那样发生长期的宗教战争。此外，儒家思想远比佛、道二教影响为大，几千年历久不衰，帝王利用，考试取士，以此规范社会人际关系。两人都认为这都值得大加研究。

青年毛泽东对于佛学研究的心得，在保留下来的《〈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可略见冰山之一角。

《伦理学原理》是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1846~1908年）的著作。1909年，蔡元培将日译本译成中文。杨昌济在一师授修身课时，曾用此译本作为教材。毛主席在精读此书时，不仅划了很多圈点、直线和波浪线，而且密密麻麻地写了1.5万字左右的批注。

《〈伦理学原理〉批注》中的文字表明，此时的毛泽东，佛学思想在很多方面对他产生了影响。

青年毛泽东虽不信佛，但研究佛教哲学，从中汲取精华，为己所用，帮助自身成长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要善于发现智慧，增强自身本领！

毛主席推崇禅宗六祖慧能及其《坛经》

在中国佛教的几个宗派中，毛主席比较熟悉的是禅宗。据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建国以后，毛主席曾多次索看《六祖坛经》，有时外出视察也带着这部经典。

1958年8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毛主席就谈到过禅宗六祖慧能：

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惠（慧）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惠（慧）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寄托，大为流行。

担任过毛主席的秘书和英文老师的林克，在其所著的《在毛主席身边的岁月片断》中说：

毛主席很欣赏禅宗六祖慧能，《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他多次给我讲六祖慧能的身世和学说，更为赞赏他对佛教的改革和创新精神。我对慧能及禅宗的一点微薄知识，多是得自毛主席的讲授。

毛主席对我谈到慧能的身世。……为我背诵了这两首法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毛主席跟我说，后一首是慧能所作，指出世间本无任何事务，故无尘埃可沾；佛性本来是清净的，怎么会染上尘埃？这与佛教大乘空宗一切皆空、万法皆空的宗旨最契合，胜神秀一筹。

毛主席还谈了慧能学说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说，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也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喝祖骂佛”。

“禅”是梵语音译，意即坐禅或静虑，本是一种修行方式，凡僧徒都要坐禅，静静地坐在那里“止观”。自从鸠摩罗什译出《禅法要解》后，禅学便成了一种专业。而禅宗在中国的兴盛，却是与慧能的变革分不开的，他的变革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打破修行成佛的种种客观要求和束缚，完全走向主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把成佛的条件定得很宽松；二是用大众化的语言来传播佛教。

禅宗六祖慧能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小时家境贫寒，皈依佛门后，一直是杂役僧，干些舂米的活儿。年老的禅宗五祖弘忍打算找接班人，一次要众僧作法偈，意在从中体会各僧的根基悟性。门人都推崇他的大弟子神秀，不敢作偈。神秀夜间在壁上作了一首，众僧都叫好，就是毛主席对林克背诵的第一首。但弘忍似乎不大满意，说他只到门前，还未入得门来，让他重作。

神秀苦想数日，作不出新偈。于是，不识字的慧能一反神秀之意，请人代写了一首，就是毛主席给林克讲解的第二首。弘忍听后很赏识，就定慧能为传人，把衣钵授给了他，并让他速回广东新兴县老家。慧能遂为禅宗六祖。

《六祖坛经》，是慧能的弟子法海根据慧能的谈话集录的一部典籍，又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其中记述了禅宗六祖一生得法传宝的事迹和他启导门徒的言教。其宗旨，不外“净心”、“自悟”四字。

净心，即心绝妄念，不染尘劳；自悟，即一切皆空，无有烦恼。能净能悟，便可顿时成佛。于是，有人用“见性成佛”来概括《六祖坛经》的主旨。“性”就是众生本来就有的成佛的可能性；“见”大体就是“自悟”，并且往往是“顿悟”，所以说，“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因为，“万法尽在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

毛主席认为，慧能的思想动摇了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地位，主要是他使禅宗徒众，敢于说佛不在外，在我心中，甚至人人都可以自称为佛了。这样，原来天竺各宗派所虚构的高不可攀的佛，变成了举目可见的平常人。《金刚经》里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慧能回南方传播的禅宗南宗，就是要尽力扫“相”，佛即“诸相”之一；扫相必然要扫佛。所以攻击南禅的宗派，说他们“喝祖骂佛”。

应该说，六祖慧能敢于否定经典偶像和成规，勇于创新，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的特点，与毛主席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使之中国化、民族化的思想，似不无相通之处。对此，毛主席在晚年曾有过直接的表述。

1975年6月，在会见一位国外共产党领导人时，毛主席特别强调：各国革命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不要照抄中国。接着，他便以佛教为例说：鸠摩罗什说，“学我者病”，他是外国人，会讲中国话，翻译了许多佛经。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中国有个学者叫严复，他引了鸠摩罗什的话，在他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上面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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